作为知名军事专家、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最为人所熟知的，还是他那一个个充满正能量的观点和理性又犀利的剖析。

　　“这也许与我人生的两个转折有很大关系。”罗援说，一是参军，磨炼了意志和血性，“再就是入党，使我人生有了信仰、注入了灵魂，明白了一辈子要干什么”。

　　罗援做过驻守祖国边陲的战士，上过战场，从军事科学院走上理论之路，在美国做过高级访问学者，当过驻外武官，是全国政协委员……但在罗援心里，自己的第一身份始终是一名党员，第一职责始终是为党尽忠、为国效力。

　　１９６８年９月，罗援入伍成为一名战士。拿到军装那一刻，罗援暗暗给自己定了目标：“要年年当‘五好战士’，争取两年内入党。”

　　罗援早早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积极表现、吃苦耐劳，工作和军事训练都走在前头，赢得了领导和战友的认可。

　　１９７０年３月的一天，党支部开完会后，参谋张思印和政治协理员施辉章找到罗援。“他俩说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成为预备党员了。”罗援激动得一夜没睡好。

　　那时，还没有统一的宣誓仪式。３年后，在一次教育中，凡是没参加入党宣誓的党员都要补办一次集体宣誓仪式，罗援终于向党旗许下终生誓言，“尽管大家都已把誓词背得滚瓜烂熟，但念到‘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时，所有人还是都激动不已”。

　　不久，真正的考验到来——罗援所在军机关组织工作组奔赴作战前线，协调所属参战部队的行动。罗援闻讯后软磨硬缠，终于被上级批准参战。

　　经过部队基层战备与训练的历练和战场上生与死的考验，罗援深刻意识到，打赢战争不仅需要精兵强将和先进武器，更要有先进理论的牵引。从此，他渐渐迷上了军事理论。

　　１９７８年１月，罗援调入北京。“文革结束后，军事院校急需补充人员。”罗援回忆，我被调到军事科学院后，发现自己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

　　在军事科学院，罗援与同事一起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等编纂工作，主持了《跨世纪发展战略研究》等重大课题，与同事合著《战略学》《国际战略论》等……

　　“这是党员的职责所在。”罗援说，“作为一名军事科研工作者，只有智力报国，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培养！”

　　２００８年，罗援从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同时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近年来，罗援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舆论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非常认同‘要文攻武备，不能文守武废’的观点。”罗援认为，在当今这个时代，“一定要要掌握舆论主动权，发出自己的声音”。

　　面对西方媒体质疑中国军费为何连续多年增长，罗援以６个“为什么不”相回应：“为什么别的国家面临威胁时可以增加军费，唯独中国不可以；为什么别的国家可以搞国防现代化，唯独中国不可以？……”

　　在甲午战争１２０周年之际，罗援撰文《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明确指出“国殇伤在政体，体制落后必然挨打”“战败败在贪腐，腐败不除未战先败”“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强国必弱”……

　　时至今日，几经风雨，罗援更多了一股“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韧与平静：“我是一个老兵，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只要是以党、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再多阻碍我也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