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末，在“90后”刚刚踏入社会之际，荔枝新闻围绕10位“90后”做了一组特别的报道。
今年，是荔枝新闻上线六周年，也是我们追踪这群“90后”的第六年。六年来，这组报道已经成为报道者与被报道者约定俗成的年终仪式，也呈现出远远超越初衷的意涵。
时光荏苒，21世纪不知不觉走到了第二个十年，这群“90后”也即将迎来他们的而立之年。
2019年，又有多少故事在他们身上发生？他们经历着哪些改变？荔枝新闻依旧和您一起倾听他们的故事。
“对公共事务的表达欲，是我选择从事新闻评论工作的开始。”
第六年对话，第二次面对镜头，王钟的谈及择业往事，眼中仍闪现出难以掩饰的兴奋光芒。
但仅片刻，神情又回归如常的倦态：“在长期的工作中，这种表达欲正被渐渐消耗。我现在对‘表达’这件事有疲倦感。”
此刻，他正坐在中国青年报社新址的“创意空间”。玻璃门外的长廊上，贴着中国青年报创刊半个多世纪以来熟为人知的新闻作品和重磅版面：
有曾入选80年代中学语文课本的特稿《金杯之光——中国女排夺魁曲折道路》，有捕捉到改革开放历史性瞬间的摄影作品《小平您好》，有一提及希望工程、所有人都会想到的大眼睛女孩形象“苏明娟”，有开创了中国新闻界“冰点高度”的《冰点周刊》，当然，也有王钟的供职五年多、对国内“时评”文体有开创性影响的专栏版面《青年话题》。
2014年，怀揣着新闻理想的王钟的，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入职《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栏目担任新闻评论编辑；工作5年多，在经历了憧憬、发展、安稳与转型焦虑后，他的事业与生活，再度陷入庸常。
“感觉生活中，没有太多意外惊喜。所有的变化都缓慢持续，很期待什么时候来一个质变。”王钟的如此形容他的2019。
早晨9点左右，王钟的从北京东二环的家中醒来，步行四十分钟或打快车十分钟，来到东三环的中青大厦。但更多时候，他在家中便能工作。
在被007全时播报捆绑的新媒体时代，中国青年报仍保持着自由度较高的工作机制，而报社在开设客户端、微信等多个新媒体发布渠道的同时，仍未放弃传统的报纸发行——
因高校、机关等订阅大户的存在，《中国青年报》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行量下滑后，销量日渐趋于稳定，2019年也并未有大规模波动。
每周二、四，王钟的负责的《青年话题》在报纸上与读者见面，这也是他需要到单位坐班的日子。早晨与漫画编辑沟通选题后，编辑6-7篇总计七八千字的文章，下午排版、审核、校对，并同步把内容发布在“中青评论”微信公众号上。
2014年，王钟的刚刚入职，开始参与“中青评论”的编辑工作，如今已经成为其主力。
“中青评论”每周更新5天，除去编版的2天，剩余3天的内容也由王钟的主力撰写，这意味着，即便不用来单位，他仍然要承担每天至少1篇1300字左右评论文章的写稿任务，并编辑3篇同事的原创稿件。此外，每个月有7天时间，要轮值更新报社从去年开始大力推动的新闻APP。
“时间依然琐碎，但因为更新APP的人也多，一个月才轮到一周，也不算特别大的压力。另外，部门也新招了两位同事。”王钟的指着评论部的工位介绍。
在新搬入的中青大厦内，评论部的工位，几乎扩充了一倍；而除报社新招的2名同事外，新增的其他工位，属于中国青年网的网评团队。
2019年，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青年网正式合并，中国青年报主力人员从原来的东二环旧址，与中国青年网共同搬到如今东三环的新址。
但如此大动作的报网融合，对王钟的而言，“除多了很多面孔陌生的同事外”，并未给工作带来实质变化。“目前而言，依旧各干各的，我们不参与网站的工作，他们也不参与报纸的工作。”
甚至通勤，因为每周只需要来单位2天，原本住在单位门口的王钟的，也未感到单位搬家给生活带来了什么不变。因为“打快车也就十分钟，十几块钱”，而天气暖和的春夏，走路也就四十分钟。
工作的第6年，王钟的似乎陷入了些许疲态。
“以前比较天真地认为，观点真的能影响很多人，但现在觉得，出品一个精心打磨的产品，能够让关心的人得到满意的服务，就已经是不错的结果。”
对于职业价值的认识，变得更加务实，王钟的觉得“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和特长作为工作”，相较很多人而言，已经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幸事，何况生活本没有那么多惊喜和意外。
但有件事让他觉得新鲜。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总编辑亲自指导下，评论部曾召开若干次会议，集全部门之力，撰写了两篇难度极高的深度评论文章。
（中青报评论部70年献礼叙事作品截图）
“一篇6000多字，一篇8000多字，评论部4、5个人各自完成一部分，合并为一篇，再经总编辑修改，这种‘小军团’的操作模式之前比较少接触到。”
据王钟的回忆，从选题到发表至少用了两个月，中间开了3、4次会，每次都会用3、4个小时的时间精细打磨。从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到1978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再到2019年的今天，要在13个篇章的宏大叙事中，精准回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生的风风雨雨，王钟的和同事们做了不少功课。
“为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看了很多书，学习到了很多以前没有去专心了解的知识，这些我觉得对个人成长是有一定帮助的。”
2018年，因时间失控、感慨没有太多时间读书和吸取知识的王钟的，在2019年的工作中，补偿了知识获取方面的焦虑。
去年11月，王钟的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叫《我被网络暴力的五天》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一位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前媒体人，被大量网友辱骂、诅咒、问候家人、人身攻击的自叙。
王钟的配文转发，表示自己也曾遭遇相似的经历。
因为一篇写某偶像明星的评论，王钟的被激动的粉丝在网络上用语言攻击。中国青年报的官网微博收到了言辞激烈的抨击。“后来开了审核留言才能显示的功能，但有一阵子如果自由留言的话，就又有几千条评论，有一些很多情绪化的攻击。”
（王钟的接受采访讲述被网络暴力的经历）
而类似事件，在王钟的2019年的职业经历中并非个例。
“我现在很少去看网络上对我评论文章的反馈，争议越大就越选择不看，因为我知道，任何一个观点，都会有支持和反对的人。而现在网络表达的自由度太高，会有很多情绪化、甚至人身攻击的言论，不看心情也会好点。”
面对网络暴力，王钟的表现得极其淡然，但对目前的舆论场缺乏信心：“放到10、20年前，大家只看一个电视台，读一份报纸，相对而言，接受到的信息是一致的。但现在，个人有能力去选择信息，就会加重‘信息茧房’的趋势，观点割裂会更多些。从自由表达的角度来讲，舆论场的个性化趋势有得到加强；但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的舆论场理性是在下降的。”
尽管依然会在朋友圈、微博发表对时事的观点，但对舆论场理性的失望，和职业的疲倦感，让王钟的表达欲渐渐削弱：“当学生的时候，可能更有表达的热情，现在更想回归一些私人化的表达。”
王钟的说的“私人化表达”，其实意有所指。他在酝酿写一本小说。
“具体的题材还没有定，但我想把我们这代人成长中的某种片断、经验写成故事。每一代人都在见证历史。我觉得，我们也是见证历史的一代，虽然说不好见证的是怎样的历史。”
2019年，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幻莫测，让王钟的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也深刻感受到这种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在周围人身上蔓延：“体制外、企业工作的人，会更谨慎地换工作；我们报社也很少有人离职。”
2018年，因为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王钟的被强烈的转型焦虑裹挟。
2019年，面对996ICU、华为251事件、网易患病员工被劝辞等频发的新闻事件，王钟的似乎淡定了许多：“跳槽转型去互联网的同学、同事，也都有点疲倦，可能刚出学校，会对很多东西感到新鲜，工作熟悉后的疲态感都一样。”
（采访当天，王钟的与久未谋面的大学同窗见面聊天）
2018年，因为传统媒体影响力的下降，王钟的感到迷惘失落。
2019年，他对传统媒体影响力的信心回归：“谁占有高质量内容，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市场。纯血统的互联网媒体，和转型中的传统媒体，最后可能谁也离不开谁。”
在王钟的看来，有互联网基因的平台，需要依赖或购买转型后的传统媒体发布内容，传统媒体也在借此努力向新媒体转移注意力：“有实力的自己搭平台，有些依托外部平台输出内容。比如像《冰点》的特稿，可以在不同平台广泛传播，作为内容生产者，它以这种方式实现影响力。”
2018年，因为看到很多出任CEO、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90后同龄人，王钟的焦虑“不想被时代抛下”；2019年，他已能够坦然面对：“像什么‘中国30岁以下福布斯精英’，我觉得他们离我比较远，而在同龄人中，我觉得我的状态不算差，至少目前没有谁让我产生‘嫉妒’。”
没有经历996，工作时间相对自由，让王钟的能够较为从容地安排闲暇时间。
每天晚上，他都会在家里的椭圆机上做1-2个小时的锻炼。
从不再去健身房，到重启“健身计划”，王钟的的理由，居然是因为网购了椭圆机，不让它积灰闲置；而网购“椭圆机”，则是看到优惠信息、临时起意的。
因为喜欢网购，王钟的非常关注优惠信息，也会经常参加“双十一”这样的大庆活动：“如果你不去抢、不精心计算，未必有什么特别感觉，但如果去计算、然后抢到优惠券，还是有‘赚到了’的感觉。”
（王钟的浏览网店折扣券）
目前，除去偶尔去便利店买零食饮料，王钟的基本所有东西都从网上购买，叫外卖的概率也很高——每周二、四，在单位的自助餐厅吃饭，一周可能会有一天时间开灶做饭，其余时间都点外卖，外出下馆子都很少。
网购、点外卖、打游戏、看电影、遛狗……除去日益规律的健身，采访六年来，王钟的工作日外的闲暇生活基本没有变化；而相较于流动性颇强的北京媒体圈，六年来就职于相同的单位、相同的岗位，工作也显得异常稳固。
相对单调的经历，让王钟的感触颇深，并坦言对他职业生涯的影响：
“好的新闻评论，需要独到的新闻事实佐证，而我们现在写的新闻评论，大部分是从别人的新闻里找论据观点来支撑观点，自己没有到田野、到乡下、到贫困地方去观察。新闻评论需要对一些事情作出判断，但你的生活经历，并不能接触到那么多你需要判断的事。比如猪肉上涨，我会因为猪肉从30块涨到50块，就完全不买猪肉了吗？但生活在农村、或者贫困地区的人，可能就会很敏感。再比如评价996，我甚至也不了解996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这其实评论员的一种欠缺。”
因为不想世界观、人生观被局限，王钟的选择用旅行来满足对未知的好奇心。
（王钟的旅行照片）
2019年，他和妻子利用长假，去了一趟西班牙，去了一趟巴尔干半岛。
在阿尔巴尼亚，一个国人不很熟悉的国家山里徒步，什么都不用想，也不用去想工作，就单纯享受着自然，这种放空的状态让他十分留恋。而在西班牙，看到课本中曾经出现的建筑物，发现世界真的如同认知，也觉得非常奇妙。
“生活相对平淡，但我们不甘愿接受平淡的生活”，所以，旅行成为这些年，王钟的和妻子用于对抗庸常的武器。
（王钟的向记者展示购买的旅行纪念品）
偌大的北京，快节奏的生活，线下社交已然成为奢侈品。在单位和家中间“两点一线”，王钟的很少和朋友聚会，工作以外，陪伴他最多的人只有妻子杰群。
相同的专业、同一个单位、相似的职业，让王钟的和妻子拥有极高契合度：“我觉得伴侣首先应该是‘有共同话题的好朋友’，然后才是互相扶持、共同解决生活问题的人。所以，人生观、价值观相同是非常重要的事。”
因为把自我实现放在婚姻生活的首位，王钟的和妻子对于生育的态度也相对淡然。在首都北京，高昂的养育成本也未给他们带来太多压力：
“现在小学生也会出国参加游学夏令营，这些成本是我们那个年代成长的孩子没有的。但我也不感到焦虑。我如果养一个孩子，不一定要带他攀比，就别人去游学，我就带孩子去游学，一定要出国去美国待十几天，年纪小也未必能记住什么。亲力亲为地带孩子、给予他陪伴就够了。”
2019年，一楼留给父母居住的客房，被启用得更少。杰群母亲来了一次，王钟的父母则没有再来。在北京的时间，父母大部分用来做饭和整理家务。“他们永远觉得家里很乱，不停地做打扫工作”，王钟的无奈笑言。对于父母的善意，他感恩接受，但也绝不依靠。
“打扫做饭，对我们的生活会有点改善，但做不做都行。上学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会觉得家里是个依靠，现在觉得那些事情都该自己解决。”
人到30，成家立业，王钟的已更加独立。
新中国成立70年。一方面我自己参与了长篇评论，然后也有幸看到阅兵的车队从我们家门口开过去。当时所有市民都围在路边看阅兵车辆和阅兵人员，我有受到感染，觉得这个国家凝聚力越来越强、处于不断上升的一个阶段。
最大的变化是感觉汇率不是很划算了，可能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前两年旅行，就感觉人民币特别值钱，现在已经不那么值钱了。
那件事我大概了解了下，我觉得他技术层面有不足，但那篇报道依然是有价值的。这两年社会上有一种厌恶媒体的情绪，会觉得媒体就是来捣乱、当搅屎棍的，这种情绪是要不得的。新闻是不断更新的动态事实的报道，可能开始第一篇报道并不完善、并不完善，没关系，随着大家逐渐了解这件事，它会逐渐平衡、渐渐完善的，不能因而否认第一个报这件事的人的价值。
这个采访记录到我的变化都是渐渐发生的，我很期待采访持续下去，能记录到我的某种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