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曲界向来有“水路即戏路”的说法：“戏路”指戏班演出的去向与活动区域；“水路”指重要的交通水道，水道带动起来的经济文化带，以及戏曲欣赏人群的聚集区。明清时期，这样的“水路”首推京杭大运河，而在大运河沿线，除北京外，苏州、扬州是全国最重要的戏曲活动中心。

　　因运河的贯通，明代苏州成为“浮江达淮，倚湖控海”（光绪《苏州府志》卷二）的四达之地，同时，农业、纺织业、手工业高度发达，是最重要的辐射全国乃至国外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由此，苏州地区附近市镇林立。正德《姑苏志》记载，明代苏州辖区中著名的市镇就有74个。这些市镇经济发达，交通便利，设施完善，基本服务齐全，城市化程度高，与苏州一样，成为商人、士绅及文人大量聚集的地方。地区的富庶与人口的集中，导致文化生活的丰富与文化市场的发达，苏州地区的戏曲繁荣起来。

　　因为运河，清代扬州也成为北通京师、南达浙闽、东入大海、西通两湖之交通要道，且是南粮北运的漕运“咽喉”。为减轻漕运负担，清政府准许漕船加带一定数量免征税钞的货物，“于淮扬一带卸卖”，扬州成为南北往来途中最繁盛的商品交易市场。附近的两淮盐区，在全国产量最高、行销区域最广，最盛时运销盐占全国所有盐区额定行盐总数的1／3，税收占全国盐税银的62％。扬州成为全国最集中、最发达的盐业集散地与中转地。管理盐务的机构设于此，专营盐业的商人集于此，所谓“维扬盐铁天下都”（王槐《官船行》）。集聚了巨额资本的盐商们，追求“俳优伎乐，恒歌酣舞”，他们的经济支持与文化消费需求推动着戏曲走向兴盛。

　　由此，苏州、扬州成为明清时期著名的戏曲声腔与剧种的重要发源地。昆山腔（昆曲）在苏州诞生。自宋元以来，这里一直有良好的戏曲传统。运河又使苏州成为南北戏曲、音乐的交汇点，“它们之间相互错综复杂的交流、影响，为昆山腔的兴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艺术条件。”此外，富裕的人口，为戏曲提供了庞大的欣赏群体。其中，士大夫与文人们，对戏曲有更高、更艺术化的要求，以此为基础，魏良辅等人借鉴各种戏曲，对传统昆山腔进行广泛改革，使其由“率平直无意致”（余怀《寄畅园闻歌记》）的“讹陋”声腔，变成了“清柔而婉折”的高雅艺术（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原本限于吴中一隅的昆山腔，最终居诸腔之冠，“四方歌者皆宗吴门”（徐树丕《识小录》）。

　　苏州、扬州还是明清时期各种声腔与剧种的吸纳地。各地声腔，如弋阳的高腔，句容的梆子腔，安庆的二簧调，湖广的罗罗腔等，都曾先后向扬州汇集。将如此丰富的南北戏曲吸纳于一城，全国只有北京和扬州两座城市。因扬州聚集了众多声腔与剧种，负责组织、管理戏曲的两淮盐务官员不得不将之分类，于是有了“雅部”与“花部”的划分——“雅部”意为雅乐正声，专指昆山腔；“花部”意为花杂不纯之戏曲，泛指“雅部”外一切地方戏（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花雅”之分，肇始于扬州，反映出清代中期各地、各种戏曲之繁荣，也体现出扬州非凡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容纳力。

　　大运河还是明清时期戏曲从苏州、扬州向外传播的重要渠道。这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产生于南运河附近的声腔或剧种，沿运河走向北京。明代，昆山腔向北传播到无锡、常州、镇江等运河沿岸城市，及常熟、宜兴、太仓、吴江、上海等临近运河的城市。万历中期后，昆山腔越过长江进入扬州，不久，扬州出现了以演唱昆山腔为主的大量专门戏馆，集中在一条街上，有了“苏唱街”的称谓。之后，昆山腔继续向北进入北京。袁中道《游居杮录》记载，万历三十八年及四十四年，他在北京三次观看昆山腔，演出剧目达三十几部，其盛况可见一斑。另一种情形是，某种声腔或剧种并不产生于南运河附近，但先向运河附近靠拢，再顺势北上进京。比如以演唱“二簧调”为主的清代徽班，发源于安徽南部，因扬州盐商多徽州人，得以进入扬州。入扬州后，通过向其他声腔学习，徽班成为唱腔优美、剧目繁多、行当齐全、重做工讲表情、能够连演大戏的大戏班。凭借在扬州形成的实力，徽班争取到为乾隆祝寿的机会，沿运河进入北京，既与其他声腔竞争，又吸纳其他声腔之精华，艺术水准技压群芳，催生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京剧。

　　在京剧形成时期，艺人多为苏州、扬州地区人，如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是泰州人。他们能够进京，也多与运河有关。《燕京杂记》记载：“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品花宝鉴》中说：“京里有了甚么四大名班请了一个教师，到苏州买了十个孩子……用两个太平船由水路进京……在运河里粮船拥挤，就走了四个多月。”就是说，运河还是苏州、扬州两地向京城输送京剧艺人的一条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