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也洛水，衰也洛水。 

　　我们都知道，隋炀帝劳民伤财，斥巨资下令开凿了大运河，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古代它的用处到底有多大。 

隋炀帝 

　　其实，运河自春秋时期就多有开凿，但那时的运河都比较小型，只是用于军事。如吴王夫差为伐齐国，命人开凿邗沟运送军队至齐，又如魏惠王开凿鸿沟，也是为了军事战略。 

　　随着历史的发展，运河的功能也在发生转变，水上运输由一开始的运送军队发展到运送战略物资，再到后来拓展为运送各种物资，而运河也由一开始的短途直流发展为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 

　　隋炀帝即位后，在前人开凿的运河基础上，以洛阳作为中心，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这项浩大的工程让隋炀帝的暴君形象彻底坐实，同时加剧了隋朝的灭亡。但不可否认，运河对沿途各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许多的城市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衰。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些城市的兴衰来看看大运河在古代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洛阳——没落的十三朝古都 

　　四千年历史，十三个王朝，一百零五位帝王。这份属于洛阳的成绩单，让洛阳拥有非凡的地位。 

　　《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言之意，华夏文明的源头正是出自洛水，而洛阳位于洛水之北，由此得名。 

　　但就是这样一座古都，却在五代之后悄然没落，再无王朝定都于此。这让人在唏嘘的同时不禁感到疑惑，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 

　　其实洛阳的遭遇，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兴也洛水，衰也洛水。” 

　　凭借洛水的优势，洛阳很早便开始发展水运贸易。 

　　公元605年，隋炀帝将洛阳作为东都，并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条河道，洛阳的水运贸易往来开始频繁。  

　　公元691年，武则天迁都洛阳，赐洛阳“神都”封号。两年后下令于洛阳开建新潭，以为各州府停泊船只之用。一时间，洛阳漕运千里不绝。 

　　公元749年，洛阳的粮食储备量几乎占到了全国的一半，近58万石。这些粮食都是通过船只走水路运至洛阳。 

　　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大乱斗的五代十国，洛阳作为政权割据的中心，自然是战火不断。而这几十年间，由于无人管理，河道淤积，导致漕运不兴，水运事业一度搁浅。 

　　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政权。洛阳作为古都名城，赵匡胤自然有定都洛阳的想法。但此时的洛阳城，因饱受战乱，早已没有了唐朝的辉煌。更重要的是，隋唐大运河河道淤塞严重，难以疏通，船只早已不能把各地的物资运至洛阳。 

　　无奈之下，赵匡胤只得把汴梁作为首都，把洛阳定为附都。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汴河开始成为朝廷运输物资的生命线，以汴河为中心的新的漕运系统逐渐形成。同时洛阳水运地位也逐渐下降，经济也因此日渐衰落。 

　　元朝灭宋以后，将都城定北京，紧接着开始对隋唐大运河进行改道，河道南北取直，不再通过洛阳，而是直达北京，南北运河距离缩短了九百多公里。 

　　从这时起，这条运营了五百多年的大运河被新的京杭大运河所取代，洛阳也彻底失去了为之带来繁荣经济的水运事业，经济和地位双双衰落。 

　　2 

　　上海——曾经不单单是小渔村 

　　在我们的印象中，上海发展起来也不过百余年的时间，在这之前还只是一个小渔村而已。但是随着近年考古学家挖掘发现，上海这个曾经的小渔村，也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 

　　2001年5月，一支建筑施工队在上海市区的志丹路附近施工时，发现了一座地下水利工程遗址，经鉴定为元代志丹苑水闸。这一发现入选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颠覆了人们对上海历史的认知。 

今日上海 

　　元代水闸，加上青龙镇遗址，上海这个我们眼中的小渔村，自然显得没那么简单。由于唐宋时期上海一直未处于政治中心，所以关于当时上海的文献记载少之又少，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去证实。 

　　然而对青龙镇遗址的考古研究，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从2010年到2016年，青龙镇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其中就包括青釉褐彩莲瓣纹碗，此碗属于唐代长沙窑制品，在晚唐时期最为兴盛。与它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唐代瓷器。这些瓷器的发掘，足以说明青龙镇的瓷器贸易在唐代就十分发达。 

　　2016年又在青龙镇遗址上发现了隆平寺塔基。隆平寺塔建于北宋年间，位于青龙镇北侧，邻近当时一条十分宽广的河流吴淞江。因为当时江面十分宽广，商船来往都看不到港口所在，所以隆平寺塔就充当了灯塔的作用。 

　　这些考古探究，都证明了青龙镇曾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重镇。 

　　然而，如此繁华的重镇，却逃不过漕运不兴而没落成小渔村的命运。随着吴淞江的不断淤塞，这条水路变得行船艰难。 

　　到了明代，吴淞江下游几乎淤成平地，彻底失去通航能力。至此，辉煌一时的青龙镇淡出历史舞台，成为我们印象中的小渔村。一直到海运时代的到来，上海才再度崛起。 

　　3 

　　苏州——曾经的东方威尼斯 

　　苏州，江南首郡，南宋行在，马可波罗口中的东方威尼斯，清朝时曾与北京、汉口、佛山合称天下四聚，是当时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之一。 

　　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其中心地带便是苏州。当时的苏州水陆交通发达，西北有长江，东南有大海，坐拥南北大运河与全国各地相连贯。通过运河和浏河，又与中国的黄金水道长江相连，渡长江往西，可以到达安徽、湖北；由南北大运河往北，可以直达北京；往南可以连接两广。可以说，苏州处于联结各大水道的咽喉位置。 

　　所以，苏州的命运与运河的命运息息相关。由于大运河水源不足，常年从黄河引水，而黄河水体混浊，夹带大量泥沙，这就导致运河泥沙淤塞越来越严重。 

　　道光初年，大运河河底的淤泥有一丈多深，行船艰难。道光五年，黄河泛滥，从黄河到长江一线的运河全部被泥沙淤积成平地，河运由此中断。无奈之下，运送物资的大船只能通过海路，经黄海，渤海抵达北京。 

　　太平天国年间，太平军将苏州作为苏福省的省会，封锁了大运河上的交通运输，切断了南北经济的大动脉。这十四年的战乱，加剧了运河的淤塞。 

　　平定太平天国后的第二年，清政府曾试图恢复漕运，但由于工程浩大，加上清政府当时内忧外患，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疏通大运河，也就只能作罢。 

　　而此时，海运已逐渐兴盛起来，上海等通商口岸更加受到商人们的青睐。就这样，掌握河运动脉的苏州随着运河的停滞而逐渐黯淡下来。 

　　与苏州同命运的还有扬州。扬州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绝对的地理优势让扬州这个不产盐的城市一度成为食盐集散地和发售地。 

　　食盐自古都是国家统销，以此获取丰盈的税收。明清时期规模最大的盐场莫过于两淮盐场，而两淮盐场的盐都是先运往扬州，再由扬州通过大运河运往京城和全国各地。 

　　凭借着食盐转运，扬州也曾富极一时。清朝时有人做过一项统计，扬州盐业资本曾达到八千万两，而当时清政府国库存银才七千多万两。 

　　而鼎盛一时的扬州，也逃不过因运河而衰的命运。运河荒废后，上海等地的海运迅速崛起，同时，铁路也成为运输的一大动力。而扬州和盐的缘分也由此走到了头。 

　　（来源：中国国家历史）